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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零四章 文章平常事-我成了仁宗之子小说
    我的大宋······每个大宋人的大宋。

    赵曦时隔多年,又一次执笔,在内参和时论上撰写了未署名的文章,题目就叫每个大宋人的大宋。

    文章是以华夏一词切入,第一次将华夏定义为中原地区和融入中原文化的所有共同体。

    赵曦并不是无中生有,华夏一词在各类典籍中也是常见的,而华夏的定义,在诸多的典籍中也有所提及。

    赵曦的目的并不是想挑起什么华夷之辩,为避免在理解上的偏差,赵曦也借用了些典籍和史载。

    战国时,秦、齐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楚等诸侯国同称诸夏,是当时强大的华夏诸侯国。七雄合纵、连横、兼并、争战,但族体相同,形成诸夏统一趋势;于是当时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分布区域北达东北辽河中下游,西北洮河流域,西南巴蜀黔中,东南湖湘等广大地区。

    夏禹治水后,分中国为九州:冀、兖、青、荆、扬、梁、雍、徐、豫。

    文中虽然对华夏做了解释和定义,却没有将重点放在九州一统,金瓯无缺上。在解释了华夏之后,赵曦在文中重点阐述关于华夏文化传承的意义······

    首次提到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,各民族融合补充的大融汇的华夏民族特征,也提到了华夏民族是一个自信、包容的大族群······

    “非我族类,必有异心。官家此为何意?”

    虽然赵曦在撰文时并没有署名,可能在内参和时论同时刊登这样的文章,并且文风还与讲武堂记录雷同。内阁大臣很容易想到这是官家的文章。

    多年不曾,或者说从来不曾撰写过文章,一出手便是石破惊天······

    “华夷之辨从何认知?先贤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。也就是说,先贤的华夷之辨非从族群区分,便有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,是以礼而定。”

    “前朝魏公曾言:夷狄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,强必寇盗,弱而卑伏,不顾恩义,其天性也。”

    “魏公本意并非华夷之辨,而是华夷之用。前朝太宗有言:中国百姓,实天下之根本。四夷之人,乃同枝叶。扰其根本以厚枝叶,而求久安,未之有也。初不纳魏征言,几失久安之道。也就是说,魏公想表达的是指前朝在使用异族臣工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前朝······又怎么分辨华夷?”

    官家的文章在内阁先有了一番争论,不过这时候的争论要比早年平和很多。就比如最后的一句,整个内阁就都笑了。

    “剃发易服倒成了华夷之辨的特征······”

    “也确实如此。如今西北地,番人着华服,又如何判定华夷?西南蛮族易服迁居,同样难辨华夷。北辽逃南者,三年便为国朝子民,就更加难辨华夷了。”

    “南逃者是汉人······”

    “何以见得?无从究竟,无非是易服而已,要说骑射,西军有诸多也有类似特征。”

    内阁大臣也只是在议事厅这样议论,没有谁想过撰文去反驳官家。

    从表面上看,官家发文是涉及学术的问题,可事实上,所有的朝臣都知道,官家从来不涉及学术正统之争,官家也不算士林中人。官家的文章,更多的是出于治理国朝的目的。

    内阁应该讨论的是:官家撰写这样的文章,到底是什么目的。

    “其实,官家文章的着重点在危机意识,也就是华夏文化传承的危机意识。官家重心放在华夏文化的传承上,也就是想表达,一个正统的王朝对于华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。”

    “官家虽然在文章中有不分华夷的号召,同时也在引导建立一个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融合文化体系,并由我大宋主导久存的思想。”

    这一届内阁是一届相对务实的内阁,内阁大臣对于士林之辩并不热衷,也就对论调什么的不怎么在意,更多是想知道官家背后的意图。

    苏辙这样说,已经算是从文中的寓意去理解了。

    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。官家是君王,不管是自己的理论,还是需要的理论,都应该是为大宋统治服务的。

    不论是中原文化也好,还是华夏文化也罢,在阐述传承之外,更想表达的就是正统王朝的作用。

    撇开得国的问题,完全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大宋的正统性,这未必不是一个合适的角度。

    “国祚议百多年,官家实在没必要多此一举吧?”

    正统与否,早年士林曾有过议论,这些年这样的论调几乎没有了。官家怎么会在这时候萌生这样的想法?

    “我倒觉得未必。诸位不能忽略现在的形势······北辽内乱,朝廷筹划北上,官家以这样一篇文章开头,是否在为将来一统九州做序?”

    吕惠卿从来就是阴谋论者。官家不会随意的撰文,在这个时间节点,以这样大一统文化为切入点,来陈述收复燕云,甚至进一步北上扩大疆域的合理性,似乎比单纯的陈述燕云对国朝防御重要性更有效。

    “文化传承的需求?”

    “正是如此!”

    要是这样说,倒也说得过去。虽然现在过国朝军力提升了,具备了南征北战的实力,收复燕云也即将成为事实。

    但是,国朝从来不缺唱反调的士林大家。那些以先贤先圣之言为圭皋的士林,时时在鼓吹着圣王之道,不断的指责兵事乃凶器······

    “诸位,既然理解了官家的意图,适当的配合官家的文章,也是我等内阁的责任!”

    不管是苏辙的说法,还是吕惠卿的说法,王安石都认同,想来官家无非就是这几种可能。肯定不是想挑起什么华夷之辩。

    既然明确了目的,内阁也就知道怎么做了。王安石从来都不在意这些,创造一个强大的大宋,才是他终生的目标。

    至于士林,谁不会撰文?

    就是这样,一篇本来没有任何意图的文章,在经过不同人的理解后,就有了不同的思想。

    好在内阁是真的没有将此文向华夷之辩上拉扯······